提示:这是2005年的一篇文章,您读了以后,可能对于现在的心理咨询形势有所领悟,同时,对于您的心理求助会有所帮助的.

　　据5月20日《新京报》消息，北京大学生研究发现，近三分之一在校大学生有过自杀念头；而研究者———北京联合大学信息学院02级学生程小龙声称，自己对这个研究结果也很吃惊。此前不久，《首都医药》杂志和精神专科医院共同对北京市的200多名中年领导干部进行了定向精神健康检查，其结果显示：竟有近一半的干部存在抑郁、焦虑、恐惧等精神不健康倾向。世界卫生组织这样给健康定义：健康是指一个人生理、心理和社会适应都达到一个完好的状态。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的进步，医学模式已从单纯的“生物学模式”转向了“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只有同时具备健康躯体和健康人格的人，才能适应多变的社会。

　　据悉，中国精神疾病患病率40年间陡增了5倍。加强精神疾患的防治，预防心理和行为问题的发生，已经成为当前我国一项重要和十分紧迫的任务。然而，建国55年来，在我国虽然已有这样或那样以“心理咨询”名义出现、甚至以此为“饭碗”执业的人群，但在今年4月以前，我国还一直没有自己的正规“心理咨询师”出现。不久前，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在京颁发了我国首批心理咨询师证书，277人成为我国首批获取国家心理咨询师证书的职业心理咨询师，他们将为人们的心理咨询提供直接服务。

　　京城近半数精英抑郁焦虑

　　本报消息：日前，《首都医药》杂志和精神专科医院共同对北京市的200多名中年领导干部进行了定向精神健康检查，其结果显示：竟有近一半的干部存在抑郁、焦虑、恐惧等精神不健康倾向，其中以在外企（私企）工作者比例最高。

　　此次调查随机选取了包括国家机关处级、外企（私企）部门经理和国企的部门主管以上的干部，年龄在35岁到45岁之间。专业医生对他们的精神状况做了全面检查。发现有45%的人精神健康存在问题倾向，或多或少的有抑郁、焦虑、恐惧、偏执、强迫、应激障碍和适应障碍等。在有问题的干部中间，以外企（私企）工作者最多，超过了一半。其次是国企的，相对来说，国家机关干部出现精神健康问题的比较少。

　　在各类精神健康问题中，抑郁倾向所占人数最多，约有三分之一；另外就是有焦虑倾向。有些人还同时存在几项精神健康障碍，有5人精神障碍问题倾向较为严重，需要心理咨询和治疗。对此，专家认为，处在该年龄段的中年人，来自工作和家庭的压力普遍比较大，因此，要格外注意身心健康。保持良好的生活方式和心态。

　　目前在本市，已经有部门在选拔聘任领导干部中，对候选人进行心理素质测评，这种做法专家也给予了肯定。据悉，我国精神疾病负担约为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占我国疾病负担的20%。位居负担之首的精神疾病不是一个单一的病种，根据国际疾病分类标准，精神疾病包括10大类近400种。我国现有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精神分裂症、躁郁症、分裂情感性精神障碍、偏执性精神病等）约1600万，而有心理疾患的人更多。

　　十三岁少女庄严轻生的背后

　　11年前的5月26日，本报《新闻周刊》头版头条刊登了记者采写的长篇通讯《13岁少女为何庄严“轻生”》，文章通过一名还差几周就满14岁的初二女生，在留下一封号召全班同学好好学习的“遗书”后，飞身从十几层高楼坠地而亡的死因调查，揭示了我国青少年的心理障碍问题已经到了不得不直面的严重局面。

　　1994年5月12日清晨8点，本市某区重点中学初二女生张某，从11层高楼跳下，这一天离她的14岁生日还差7个星期。死前一天晚上，她在笔记本上留下份遗书：“同学们，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给你们写信。当你们看到它时，我已不在人世。小时候，我曾经想过很多死法，但从没想过为班级为同学而死。也许有人会说我‘假正经’,但我不是，我真的爱咱们班。爱班上每一个同学。如今，最后一招我必须执行。我想，这一招肯定有效……”

　　张某所说的“肯定有效”的“最后一招”是什么呢？原来，她所在的学校是一所区重点中学，而她本人又是班里的学习委员。在张自杀前两天，学校曾就期中考试召开家长会,小张因成绩优秀而受到表扬；但她不但不因此自豪反而感到心情沉重，因为她认为全班的总成绩不尽如人意，作为学习委员的她有责任采取某种行动唤起全班同学“醒悟”：“用我一个人的死，可以唤起全班同学终考成绩好。”在张跳楼前最后一日的凌晨，张敲开母亲卧室的门，慷慨激昂地向母亲这样说道，而且强调自己刚刚学完中国近代史，陈天华既然为了唤起中华民族的觉醒，可以“南酬蹈海亦英雄”，自己为什么不可以“用自己的生命换来全班同学学习好呢？”……

　　记者是通过小张家人托朋友打到报社的“新闻热线”，得知小张死讯的。在第一时间赶到小张家中时，记者意识到其家长认为两天前的家长会，是小张自杀的“导火索”；是学校、是现行的应试教育机制，把好端端的孩子逼上了绝路；因此他们的本意是想让记者对此予以谴责。但是记者深入采访后发现，小张的死因是与考试有关，但她的“自杀意识”、她的求死之心，是还在其幼年时，就时时表露的。

　　六七岁时，父母让她学钢琴她不愿意，还不大会写字的她就借助一幅图画表达了她的心境：一座高楼上，一个小孩从窗户里头悬空朝下，楼下一对父母冲着楼上的孩子说：别跳！在她死前的周记里，当别的同学都在描述未来地球的美好时，她的文章却记载着她想象中的地球被污染后的情景：她的同伴跳楼、她自己因有害气体中毒离开地球；她笔下的周记中，凡涉及到色彩，全都是乌黑、灰蒙、晦暗等词语；再加上她将自己的自杀与陈天华的爱国行为相提并论的思维，这一切都说明了一个不容争辩的事实：小张一直存在着严重的心理问题。

　　然而，面对小张这么严重的心理疾患，我们的家长、学校、社会有没有给予足够的认识呢？在她自杀前的头晚，她曾张开锈迹斑斑的小手告诉妈妈她本来已经攀上了钢琴老师家阳台的铁栏杆，但还是没有勇气跃下去……母亲却认为她这么多年总是在叫嚷要寻死，这次只不过和以前一样，因此没有重视。当她在凌晨敲开母亲的卧室诉说头痛、腹痛，并要求母亲白天留下陪她时，妈妈没有答应她最后的请求，把她的求助看成是青春期的一种情绪波动。当她充满字里行间的“世纪末”哀情的周记被老师阅批时，得到的批语不是对心理疾患的警觉，而是把她的情绪与人生观联系：“你是不是写得太悲观了？”

　　专家称：“教育的内涵中，应当包括心理教育。心理障碍往往比生理残疾更可怕。但心理教育却是最容易被忽视的。”确实，孩子生存的环境中的每一个环节———社会、学校、家庭，都对孩子的健康成长负有责任；教育者有责任从孩子的异常行为中，发现和疏解其内心的压迫和焦虑。

　　在孩子离去后，当前去采访的记者和她的家人说明这一切时，母亲痛不欲生，自责自己没能留住孩子的生命。因为她不知道，自杀者在选择极端时，往往会向周围的人频频发出求救信号；而作为孩子，她的第一信号，往往都是发给自己母亲的。学校老师也在反省：为什么会对她极端的心理反应视若无睹，因为自己不知道心理疾病与人生观根本不是一回事；社会也在反思：为什么当世界许多国家都设立了由心理专家组成的挽救自杀人群的24小时求助电话———“生命线”时，我们的自杀预防还是空白？难怪遗体告别时，姥姥流着泪说：“你的离去，是教育的失误”。

　　应由正规心理咨询师开设“生命线”

　　小张离去后，记者就小张之死透露出的方方面面的社会问题，采访了北京安定医院儿科主任、北京儿童少年心理卫生中心副主任郑毅。他提醒人们注意，不要忽视任何一个人日常行为中哪怕些微的异常表现，因为表象后面往往另有含意。任何一个寻求极端的人，在面对生死的选择时，也会流露出求生的本能，也会对死亡表现出惧怕。那么他们常常做的就是向他人求助求救。

　　一般情况下，他们先向周围亲人发出求救信号，当人们对其信号置之不理时，如果社会上有一条由专职心理医生组成的求救热线，他们往往会向他们诉说；而经过训练的心理咨询人员可以根据他们的诉说，一方面开导，一方面查询其地址；总之可以通过他们训练有素的自杀干预，先稳住对方，然后再对其有针对性地进行心理疏导；靠此手法，世界上挽救了许多想自杀的人。但小张因为没有社会上的“生命线”开通并由心理专家对其干预，当其亲人对其求救信号不能理会时，她只能无助地走上了最后的不归路。

　　记者近日从有关方面获悉：北京回龙观医院的“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已接受并通过了“美国自杀预防协会”的认证，成为在北美洲以外唯一达到国际自杀干预标准的机构；而该机构免费的“心理危机干预热线”也成为达到国际自杀干预机构标准认证的专业热线。目前该中心的目标是：在国内建立规范的心理热线管理系统，以期将来有心理危机的个体都能够通过拨打一个国家认可的3位数电话号码立即获得高质量的免费心理卫生服务。

　　正规军“出炉”打破鱼龙混杂

　　据《新京报》日前报道：近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在京颁发了我国首批心理咨询师证书，277人成为我国首批获取国家心理咨询师证书的职业心理咨询师，他们将为人们的心理咨询提供直接服务。据介绍，按照国家标准，心理咨询师职业共设三个等级，分别为心理咨询员、心理咨询师和高级心理咨询师。心理咨询师是目前心理咨询人员的最高等级。

　　众所周知，长期以来，我们的社会上充斥着各种各样以“心理咨询”为职业的人，如果我们强调缺乏心理咨询人员，很多人会持反对态度。但是我们现在的问题是，一些根本不是学心理学的，根本不懂心理学的人，在从事心理咨询工作，在以此为饭碗“捞钱”或“捞名”。不久前，记者曾去一名自称为青少年提供法律、心理咨询服务的热线人家中进行采访，在了解其背景后记者不禁为各种各样急于求助的人产生忧虑。这名热线咨询人从来没有受过任何心理学教育，连短暂的心理课程培训都没有过，自己赋闲在家，没有报任何相关部门就开设了这样一条热线。凡是打进热线向其求助的，该人不是指责对方做了哪些错事，就是出些家庭妇女般解决问题的方案，甚至帮助出些“损招”……完全背离了专业心理咨询人员的行为准则。

　　曾经在日本某著名大学学习心理学专业并开有自己的心理诊所的薇薇女士说：西方心理医生有一个特点，要尽心尽力，保持一个良好的状态，用平和的心态影响来访者。一名训练有素的专业心理咨询师，不是对你的患者进行是非评判，也不是对他的做法品头论足；而是让对方在充分倾诉的同时，帮他设计一条解决问题的方案，缓解其内心的心理冲突，帮助其调解不稳定的情绪；让他在宣泄的同时，重树生活的信心，能够逐渐开心地看待和接受生活。一句话，心理医生要通过自己的治疗方案，教他们学会用正常的心态处理问题；就好比给他们一把钥匙，打开生活中的锁。

　　据悉，西方心理医生一般采取预约工作制，每天大概约4个病人，每周工作4天，也就是说一般一周看16个病人。国际上的心理科大多采取按小时收费制，这是国际惯例，所有的国际诊所都是这样的管理模式。一般每小时收费100美元，这是国际统一的标准。在国外分工一般更细一些：简单一点的每小时80美元，复杂一点的每小时200美元；也有按半小时收费的，大约60美元。

　　有人曾做过一项调查，目前在中国打着各种“心理咨询”名义在社会上执业的人中，真正具有心理学背景的人，可能不到十分之一；但他们所收的钱、所标的价，却一点也不比专业人士差；动辄就每小时数百元。也就是说，在我们目前的心理咨询业中，存在着非常严重的鱼龙混杂局面。但专家认为，这种局面的出现，实际跟我们有关部门对此行业的管理缺失有关。中国社会心理学会副秘书长、北京社会心理学会副会长许燕告诉记者，在西方发达国家，开设提供咨询服务的心理服务机构，必须是在具有医学和心理学双重背景之上，也就是说从业人员首先要取得医学学位，然后再取得心理学学位，并经过专业权威部门的认定后，才能拿到从业资格。而我们现在的心理咨询机构的从业人员，非心理专业、非医学专业，甚至初中毕业生，经过短期培训就可上岗。

　　一些精神疾病，在社会转型期往往会呈现高发的趋势

　　专家称，诱发精神疾病的因素有很多，心理的、社会的、生理的……一些比较轻微的精神疾病，诸如行为障碍、心理问题、适应问题等，在社会转型期往往会呈现高发的趋势。就社会环境而言，诱发精神疾病的因素主要有：生活节奏的加快导致社会普遍的心理紧张，社会转型时期价值观念混乱甚至解体造成普遍的无所适从感，社会严重分化造成的心理失衡以及人的期望与实际的落差增加等；因此必须直面转型期的危险诱因。

　　目前，精神障碍在我国疾病总负担的排名中位居首位，已超过心脑血管、呼吸系统及恶性肿瘤等疾患。各类精神问题约占疾病总负担的1/5，即占全部疾病和外伤所致残疾及劳动力丧失的1/5。在中国，精神障碍患者超过1600万人；基本等同于北京市的常住人口。目前，从中国精神障碍患者的年龄结构上看，20岁左右的青少年约占75%，近年来独生子女的发病率大幅上升。专家认为，从趋势来看，儿童的行为问题、大中学生的心理卫生问题、老年期精神障碍、酒精与麻醉品滥用及自杀等问题已明显增多。中国每年自杀死亡人数是25万到30万，而自杀未遂、有自杀企图的人数一般是自杀死亡人数的10到20倍。按照世界卫生组织、世界银行和哈佛大学1993年联合对全球疾病负担进行的调查，采用伤残调整生命年的减少作为精神疾病负担的衡量指标，显示精神神经疾病占中国疾病总负担的比例，将在中国疾病总负担中占到第一位。

　　据预测，21世纪我国精神卫生问题将更加突出，在2020年的疾病总负担预测值中，精神卫生问题仍将排名第一。许燕及她的课题组，从2000年开始关注职业枯竭这一心理问题；调查显示，职业枯竭现象在医生、教师和警察等助人行业中高发。2002年至2003年的统计数字表明：中国约有313多万医护人员，1581多万教师和170多万警察。许燕认为，如何确保这些人群的心理健康，直接牵扯到中国数千万患者、几亿青少年以及公众安全的利益。

　　2000年至2004年，全国曾发生过数起一线派出所民警因工作压力过大引发心理疾患或自缢身亡、或开枪打死打伤同事或家人的情况。她认为主要是因为这类行业都是属于付出性工作，具有社会期望高、工作负荷大、社会支持率低的特点，同时还缺乏提升的机会。许燕介绍：国外从70年代就已关注此问题；作为社会热点，国际上有专门研究此问题的专门群体。说明这是一种在世界范围内特别是发达国家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它涉及生理、心理、社会方方面面。国外专家称，如对这个问题不加以重视，就会形成社会流行病。我国现在处于社会转型期，也会面临同样的问题；一定要做好“前期预防”，不要等它已到流行趋势再开始关注。

　　心理疏导不能同思想政治工作混为一谈

　　中国社会心理学会常务理事、教育部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咨询委员会副主任郑日昌教授说：“职业枯竭”问题在国外早有研究，国内过去一直无人关注这一块，应该说这个课题研究本身很有意义。其实不光是教师和警察，无论哪种职业，只要是和人打交道的工作，你持续地从事这一职业，就有可能会产生无能为力的“倦怠”之感：因为人本身是富于变化的，不像和物打交道的纯机械工作。而作为“职业枯竭”高发人群的教师和警察，在不能适应社会变化快、工作重压大的形势时，情绪就会变坏，就可能出现以其工作对象或学生或当事人为宣泄对象的情形。

　　要想解决这个问题，要从主客观两个方面入手：一方面个人要不断提高自己的能力和水平，学会应付各种难题变化；同时还要学会自我调节，尝试用运动、休闲、娱乐等正常途径来宣泄自己的情绪，而绝不能把它发泄在自己的工作对象上。另一方面，外界也应尝试由心理专家对其进行心理干预。几年前，美国一家著名的通讯公司的人力资源总监，就曾找到郑教授，想由企业出钱，委托郑教授为其“落脚”中国的美国同事进行有关心理咨询工作。这说明在西方发达国家，为员工建立必要的心理干预机制，是很普遍的现象。

　　而我们长期以来，过于强调思想政治工作，往往忽视了其局限性。思想政治工作和心理咨询其实是不同性质的问题：因为在一个机构内部，彼此之间往往有利害关系，当事人有一些问题，不愿让周围人知道；而且许多做思想政治工作的人，没有受过专业化的训练，不能给人以解决心理问题的方式方法；不像专业的心理咨询人员那样，受过专门的训练，其职业道德也要求为咨询者保密。在国外不管是设在机构内部的心理咨询部门还是外面委托的相关机构，都是脱离于该机构的独立的专业化部门，与机构本身无上下级关系。你无论向他谈什么都是安全的。

　　差距在于整个社会的精神卫生意识

　　专家指出，心理治疗在国外已是一个比较发达的产业，但中国至今还没有一个正规的心理治疗培训机构。更重要的差距在于整个社会的精神卫生意识：国外看心理医生很正常，中国却很少有人会这样做。

　　郑日昌教授介绍说，国外不管是学校、企业，还是军队、社区，甚至监狱，可以这样说，只要是有人的地方就有心理咨询机构，不管是官办的还是私人的。一些大的公司和企业会在自己内部设一个专门的独立的心理咨询机构；也可采取被称为EAP（员工援助）的形式，作为一项福利，像买保险一样，委托某一心理咨询机构，按员工人头，每年将一定款项划拨到该机构去；在此过程中，员工遇到心理问题可随时去咨询；由企业买单，不用员工自掏腰包。这说明在西方发达国家，为员工建立必要的心理干预机制，是很普遍的现象。郑教授强调，解决心理问题，一定要用专业的科学的方法，还要有专业的心理咨询队伍。因为它既不是身体疾病、也非思想品德问题，而是一种心理困扰、心理障碍、心理疾病。它牵扯到社会各色人等，涉及婚姻、家庭、子女、事业等方方面面问题，一定得由心理咨询、心理治疗的专业人员来做。应该把中国的政治思想工作和专业的心理咨询工作结合起来：前者解决的是方向路线问题，在方向正确的前提下，要想走得更好，还要解决一个健康状态问题，而后者就是通过专业的心理咨询和调节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只有把思想政治工作当作一种专业来做，才更有利于社会安定。

　　政府的认知度决定心理干预机制能否推开

　　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精神病学主任医师、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心理治疗与心理咨询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吕秋云教授，曾参加了我国最早的由心理专家直接参与的灾后心理救援———1994年底发生的新疆克拉玛依大火的灾后救援。她认为，我们国家对灾难后的心理干预刚处于起步阶段。吕教授强调指出，政府对心理干预机制的认知程度决定着灾后心理救援工作能否及时推开。

　　她以2002年河南的洛阳大火为例，谈了当地政府的不理解、不支持态度。当时他们得知火灾发生后，马上自己负担差旅等一干费用，“主动送上门去”，并要求与当地政府会面。谁知到达现场后，当地领导认为他们接触受害者家属会“添乱”，因此拒绝他们进入灾难现场。于是在只对洛阳三个精神病院和防疫站医生做了外围的心理干预后，他们在没能接触到家属做心理支援的情况下，不得不打道回府。她告诉记者，从克拉玛依大火至今十年来，真正是受政府派遣，到灾难现场做心理干预的，仅有新疆那一次；洛阳大火是他们自付经费；“5·7空难”则是受三个遇难者单位（三人同属一公司）之托。她说，西班牙马德里“3·11火车爆炸案”发生后，政府给每一个遇难者家属都配备了免费的心理医生，由政府提供资金支持；美国“9·11”恐怖袭击发生后，由政府拨款建立了“自由工程”基金，专门为灾区提供精神卫生服务之用。因此，政府对建立心理干预机制的认知度决定着心理干预机制能否推开。